专论 | 许翔云：美国媒体对甲午战争的多样化报道

摘要：美国媒体密切关注和报道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文明”话语下的对中日两国的褒贬固然在其中发挥了巨大影响，但其他观点也并不鲜见。不少美国地方报纸将日本界定为侵略者，认为中国在法理上占优，并预计中国将取得胜利。此外，它们也集中报道日军在战争中的暴行，尤其是击沉“高升”号事件和旅顺大屠杀，并将其与印第安战争及同时发生的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屠杀亚美尼亚人的行为相类比。最后，美国媒体也意识到日本胜利给美国造成的潜在威胁。

关键词：甲午战争　地方报纸　战争暴行　日本威胁论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该战争最终以清政府的失败告终。日本不仅掠取了巨额赔款和诸多商贸权益，更侵占了台湾岛。鉴于其在中日两国历史上的巨大影响，甲午战争向来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然而，对中日两国的过多关注导致学界对其他国家在此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认识不足。起初，学界对美国在甲午战争中角色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外交史层面。随着跨国史视角及萨义德“东方主义”论题在学界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日渐注意研究美国媒体对外部世界的建构与描绘，这其中就包括甲午战争。刘文明认为，美国舆论透过“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视角报道甲午战争，抬高日本，贬损中国。不可否认，“文明”观念在塑造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世界观方面发挥了重大影响。然而，它并不能完全统摄当时美国媒体对甲午战争的看法。此外，与当下《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数家主要报纸引领美国舆论的情况不同，地方报纸在当时的美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将国际新闻动态传送至美国的各个角落。即使它们有时仅仅转载美国和英国主要报纸的报道，所拟定的标题也能反映出其立场。因此本文以收录报纸众多的《美国历史报纸，1690—1922年》数据库为基础，力求揭示为“文明”话语所掩盖的美国媒体对甲午战争的多元报道。

一、 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

       自1894年5月中日关系日渐紧张时起，部分美国报纸便发出同情和支持中国的声音，其中尤以《圣路易斯共和报》最具代表性。该报7月22日撰文讨论中日两国军力对比。该文首先委婉批评美国大部分媒体的亲日倾向：“虽然（我们）距离事发地遥远，但很明显，日本肯定进行了比新闻报道讲述的更严重的挑衅行为，这才迫使中国摆出战争姿态。中国的老伟人李鸿章……爱好和平，假如情势并非极其惹人生厌的话，中国不大可能向日本宣战。”接着，它回顾了日本近来以武力为后盾，强迫朝鲜接受的一系列有损中国在朝利益的要求，最后细数中日两国的陆海军兵力构成，包括“由强力战士组成的”中国军队在十年前中法战争中的表现，认为日本前景不妙。三天后，在谈论中日战争对东北亚地区局势影响时，该报又提及“除朝鲜人外，（相比于俄国人和日本人）中国人恐怕具有最佳的掌控朝鲜的权利”。8月6日，该报采访了回乡休假途中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称“在中日战争问题上，恐怕没有谁能发表比他更具权威性的看法了”。田贝预计，假如列强不干涉甲午战争的话，中国将凭借丰富的人力资源获胜。他随后还补充道，“战争将表明，中国并不像外界预计的那样反应迟钝”。此番评估与田贝致国务卿葛礼山的电文相吻合。在该电文中，田贝表示，“在战争状态下，日本陆军仅有12万人，而单单李鸿章一人手下便有5万外国顾问训练的军队，装备现代武器，具有良好的纪律和效率。除此之外，中华帝国的其他部分也驻有数万外国顾问训练的军队，以及取之不竭的按旧式操法训练的军队”。

      除《圣路易斯共和报》外，还有其他美国报纸也认定中国将在战争中获胜。一则7月22日的新闻报道指出，日本海军已进入战备，且舰船较新，将在战争初期占据上风，但中国陆军具有数量上的优势，位于明尼苏达州的《杜鲁斯新闻论坛报》和位于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市时报》都转载了这则消息。五天后，一则宣布中日两国正式进入战争状态的新闻也提及：“看起来，普遍存在的观点认为尽管日本可能取得最初的胜利，但中国军队最终将把日军赶出朝鲜，即便动员100万人也在所不惜。”该观察可谓相当确切。就连在中日战争报道上异常偏袒日本的《纽约先驱报》也提到，在当时美国科学界颇有影响力的加德纳·格林·哈伯德（Gardiner Green Hubbard）在美国科学促进会会议上指出，日本在战争初期将取得不少成功，但中国终将获胜。九天后，该报采访了英国议员查尔斯·迪尔克爵士（Sir Charles Dilke），他表示“和其他人一样，我倾向于认为日本可能在战事初期取得成功，但中国的坚韧不拔将阻止日本从这些胜利中获得任何好处…中国庞大的后备力量将使日本付出巨大代价也无法占领朝鲜”。

      部分美国报纸强调日本才是挑起战争的一方，这与那些将日本视为文明开化朝鲜乃至中国的力量、从而理应赢得战争的美国媒体形成鲜明对比。8月2日《巴尔的摩太阳报》的社论指出，日方所谓在朝鲜进行中方反对的改革、以期使朝鲜接受现代文明的说法不过是战争借口而已，照此逻辑，“加拿大可以进攻独立的纽芬兰，美国也可以向墨西哥开战……日本试图消除令朝鲜人满足的对中国的依附，因此是侵略者，任何认定国家行为需以常理道德考量为准则的人士都不能赞成该行动”。这段话在支持中方立场的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美国人对墨西哥居高临下的态度。该社论后来还点出：“日本的战备状况和对中国舰船的快速攻击都表明它期待战争已久，进行了相应的准备。与此同时，中国仍照旧行事，并意在维持和平。在此情况下，早期战事自然应该对日本有利……但在一场持久战中，中国具有更多资源，很可能获胜。”三天后，位于俄亥俄州的《老实人报》援引曾前往日本设立两所科学院校的F. 沃伦·克拉克（F. Warren Clark）教授的观点，将日本比作普法战争前的法国，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试图通过蓄谋已久的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就日本而言，该矛盾源自明治维新时期借助强力推行的改革措施，这些举措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极大痛苦。该观察在认定日本战争责任并暗示日本将败的同时，也点出了明治维新的负面影响，这与那些一味替日本现代化唱赞歌的美国媒体形成鲜明对比。9月22日，《奥马哈世界先驱报》刊登了久居中国的传教士郭显德（Hunter Corbett）写给奥马哈一位牧师的信，内中也提及“有人认为，日本挑起冲突，主要是为了避免国内呼之欲出的革命”。

      尽管与积极影响美国舆论的日本相比，清政府在这方面着力不多，但多次办理洋务、包括曾任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三国使节的张荫桓还是进行了一番努力。他致信外国政府显要，梳理了中日战争的起源，重点突出日本派驻朝鲜的军队数量远超中方，迅速占据重要据点，且在东学党起义平息后拒绝中国提出的同时撤军建议。张荫桓还强调，“比起美国报纸，我能更准确地陈述中日两国政府间这一不幸争端的起源”，“我写信给您，希望您能信服，我的政府已经尽一切可能维持（与日本的）友好关系，中国并非挑起战事的一方……我希望美国的主要报纸能刊载此信，以期它能赢得伟大美国人民对我国的同情”。

      在此类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新闻报道中，那些曾在中国服役的外国人士所发表的看法无疑具有某种权威性和更大的影响力。时居堪萨斯城的吕舍尔（L. W. Luscher）医生曾在中法战争期间担任中国海军医生达两年之久，因此得以近距离观察和了解中国海军。他向《堪萨斯城星报》表示，中国终将获胜，因为它有能力进行持久战争，源源不断地从庞大人口基数中抽调军队增援朝鲜，就好比一个孩童把沙子灌进老鼠洞，纯粹是为了娱乐。此处在赞扬中国人口众多之余，还将日本人比作老鼠，进一步反映了吕舍尔医生对他们的蔑视。除此之外，吕舍尔医生还指出：“绝不能低估中国人的战斗力，我亲眼目睹过他们的英勇事迹，在我看来，他们在身体上无所畏惧……比起日本人，他们似乎更真切地进入战争状态，也更明白战争的严肃性。”

       尽管在1890年时因北洋舰队指挥权问题与清廷不欢而散，但曾任该舰队副提督的琅威理（William Lang）在接受采访时仍为中国发声：“中国人训练有素，射术精准，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旗鼓相当……当中国士兵对他们的统领有信心时，他们便能坚韧不拔，无惧死亡。如果由丁汝昌统领，北洋舰队将是一支可观的力量。”虽然丰岛海战中方失利，但那是因为“除‘济远’号外的中国最佳舰船均未参战，而该海战中的中国舰船或许都忙于护航……我相信北洋舰队在保存实力，等待能给予日本致命一击的时刻出现”。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曾在中国服役的人也并不讳言中国军队中存在的问题。吕舍尔医生便指出，“对一名（中国）将军或海军将领而言，在战事紧张时逃跑并不是一桩羞耻的事情”。琅威理也指出，中国军队的统领对战事结果有着关键性影响，“缺乏士气是中国军队的一个重大缺陷”。此外，他还担心，在他和大部分外籍顾问于1890年离开中国后，北洋舰队的纪律日益松弛。此类情况在他服役于北洋舰队时便曾出现，每当他离开一段时间后再返回，舰队便有所退步，“我想这肯定是亚洲人的通病吧”。尽管此类话语包含着他们对中国人的种族偏见，但其后的战事发展表明，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

       然而，即便是在中国军队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仍有美国报纸着力突显其中的闪光时刻。《纽黑文纪事晚报》援引来自英国报纸的新闻稿，以《中国人英勇奋战》为标题，称黄海海战中“中国人奋战至黄昏”。次日的《堪萨斯城时报》的标题是《战旗高扬：中国战舰“致远”号战至最后一刻》。“致远”号的事迹是如此之突出，以至于面向美国陆海军的出版物《美国陆军和海军周报》都提到，“即使是自己的军舰已千疮百孔，但‘致远’号舰长仍英勇奋战，直至一枚鱼雷击沉该舰，舰上全员阵亡”。12天后，《堪萨斯城时报》又转载了一封在“镇远”号上任观察员的英国海军军官写给《图片报》的信，内中提及一名中国炮手在炮位被击中、三名炮手阵亡、另一人逃亡的情况下坚守岗位，向日舰开炮。就连《纽约先驱报》在报道旅顺之战时也以《中国人英勇奋战》为标题，称“堡垒中的一些军官和士兵不愿投降，被日本人击杀”。该报后来也肯定了中国军队在威海卫的奋战，其标题为《奋战的中国舰队：中国战舰在威海卫湾坚持顽强作战》，内中援引英国《蓓尔美尔公报》的通讯稿，称“中国人顽强地保卫堡垒群，并仍在坚守中”。类似的反差也体现在《俄勒冈晨报》的报道上，它以《激战五小时》为标题，描写海昌驻军抛弃阵地，士气低落，向着沈阳方向逃亡，但在一处村庄被日军拦截时“进行了顽强抵抗……以令人惊讶的勇气守住阵地……顶住了日军两次冲锋……直到第三次冲锋开始时才动摇，并向着营口方向四散而逃”。

二、 对日本野蛮行为的谴责

       7月25日，在两国尚未正式宣战的情况下，日本海军击沉了清朝雇佣的用于向朝鲜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是为“高升”号事件。美国媒体争相报道该事件，并就其细节和所涉及的法理问题争执不休。新闻报道称“高升”号上有两名德国商人在游向日本巡洋舰时被射杀，其他落水的中国士兵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并表示“据悉日本人此次行事完全罔顾文明世界的战争法则”。位于华盛顿州的《塔科马每日新闻报》、位于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太阳报》等美国报纸都转载了该报道。其他美国报纸则综述英国媒体对此事的评论，内中充满对日本的批评。位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纪事晚报》称英国《环球报》指出，“事件细节表明击沉‘高升’号是一桩野蛮的屠杀行径，这几乎不可能发生在欧洲战争中。日军应该组织一队人马登船，操纵它载着船上人员驶向日本港口”。三天后，该报再次转载英国《旗报》记者对此事的报道，内中称日本军舰在击沉“高升”号后“继续用机枪快速扫射，且放下小艇四处划动，杀死在水中挣扎的中国人。日方竭尽全力杀死所有目击证人”。《奥马哈世界先驱报》在转载该报道时，则使用了《日本人明显疯了或意在流血》作为标题。《圣路易斯共和报》则评论称“世界将目睹半野蛮人使用现代武器可能会造成的重大杀伤”。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每日晚间通报》在8月下旬刊登了在法国“狮子”号炮舰上服役、目睹了整个事件经过的军官的信件，内中言及“把优良船只和现代武器交到这些懦弱的屠夫手里真是令人感到遗憾，‘高升’号事件是一桩冷血的谋杀”。他随后也谈到日军非但未能援助，反倒射杀落水清军的行为。此类说法将中国与日本置于同一水平线上，而不像一些美国媒体那样认为二者间在文明程度上有高下之别。

       美国报纸进一步认定，“高升”号事件将导致不利于日本的舆论环境。《阿肯色公报》表示华盛顿的外交官团体认为日本在此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纽黑文纪事晚报》转述英国报纸对日本的谴责，其中《旗报》指出“日本的战争借口虚弱无力。如果进一步的严重冲突无法避免，毫无疑问是因为日本人决意进行战争”，《泰晤士报》则称“日本目前给出的解释既无法平息中国的怒火，也无助于争取其他强国的同情”。《杜鲁斯新闻论坛报》在转载关于“高升”号事件的报道时用了《日本的一招臭棋》作为标题。《波士顿早报》的标题是《怯懦的战争：据悉日本人射杀落水中国士兵》，内中提及“所有外国政府驻华代表都认为‘高升’号上中国士兵受到了非人道的对待，并就此向各自政府做了报告”。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观察报》在刊登洋员汉纳根就“高升”号事件的证词时称此事“引发了几乎全世界的批评与谴责”。

      继“高升”号事件后，日军在旅顺屠杀中国平民的暴行再次引起美国舆论哗然，多家美国报纸都转载了《泰晤士报》和《纽约世界报》记者对此事的报道，将该消息传至美国各地。这对美国舆情造成极大影响。正如一位读者致《达拉斯晨报》的信中所言：“近来日本在旅顺的暴行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惊惧、谴责和义愤，并使人们同情中国。”鉴于既有学术成果已对此事进行了详细分析，此处便不再赘述。笔者想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就在旅顺大屠杀发生的同一时期，奥斯曼土耳其的萨松地区也发生了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不少美国报纸都将两起事件并列排版。《俄勒冈晨报》更是明确指出：“日本若进行野蛮征服，无异于将自身的人性标准降低到与土耳其人同一水准……引发文明国家干涉，最终使其利益受损。”此外，《波士顿日报》报道了目击旅顺大屠杀并就此在北美进行巡回演讲的战地艺术家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Frederick Villiers）对此事的看法，称“他先前的战地生涯中从未见过这般无情谋杀、劫掠和违反文明准则的场景”。鉴于他先前报道过1877年俄土战争、1878年阿富汗战争、1882年英埃战争、苏丹马赫迪战争等一系列武装冲突，此言的谴责分量着实不轻。与此同时，维利尔斯还指出，试图驳斥《纽约世界报》对此事报道的A. B.德盖维尔（A. B. DeGuerville）并非是旅顺之战的目击者，只不过是个“被日本政府收买的代理人，尽可能利用美国报纸，以期对抗那些关于日本坠入野蛮的真实报道所引发的反日情绪”。

      即使是在中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报纸对日本战时野蛮行为的谴责并未停止。它们在报道亲历了旅顺大屠杀的记者詹姆斯·克里尔曼（James Creelman）支持俄国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的同时，也提及他许久没有收到两位英国同行的讯息，十分不安，“自旅顺大屠杀后，跟随日本军队的欧洲记者总是处于危险之中”。此番言语暗示，日军不仅杀戮旅顺平民，甚至还企图胁迫那些敢于报道此事的记者。数日后《纽约世界报》的新闻报道则指出，除旅顺外，日本在田庄台也犯下了类似罪行，“它表明这两个东方民族的普通士兵与美国印第安人一样残忍嗜血……日本士兵以美国印第安人的方式处决伤者”。此处以美国主流文化视作野蛮代表的印第安人做比，反映日本远未达到文明国家的水准。《俄勒冈晨报》在报道台湾人民抵抗日军的行动时也点明，“这些人顽强作战，抵抗侵略者的壮举必将触发人们的同情，因为正如旅顺大屠杀所反映的那样，他们的征服者距野蛮行径相去不远”。即便是在十年后的日俄战争时，《老实人报》还不忘提到，“日本最近才刚刚走出半野蛮状态，对她不利的是，人们尚未忘却她在占领旅顺后对中国人进行的屠杀。虽然该可怕的报复行为是由中方的野蛮行径引发，但事实就是日本胜利者屠杀无助的人民（其中大部分是非战斗人员），且未曾尝试阻止或惩罚屠杀行为”。

      亲历战争的美国人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n）也发声谴责日本。在得知他不仅参加了大东沟海战，并且负责指挥北洋舰队主力之一的“镇远”号后，部分美国报纸非常兴奋，争相梳理他的人生履历，特别是其中的英勇事迹，一篇报道甚至将他比作戈登式的人物，这在将戈登及其“常胜军”视为冒险和勇气象征的西方社会中，是极高的赞誉。在此情况下，马吉芬的观察无疑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返回美国后，他向报纸讲述了自己在东方的所见所想。虽然他批评中国政府内部可能存在向日方泄露情报的间谍，但其主要矛头都指向日本对待外国人的态度。据他所言，日方将外国人比作狗，对他们毫不留情，因此“当我们参加大东沟海战时，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以免情况不妙时落到日本人手里。简而言之，我会自杀，免得被日本人俘虏，受他们酷刑折磨”。马吉芬随后还称“中日战争对日本先前不错名声的玷污将永不磨灭。在正式宣战前，甚至未经警告，他们的舰队冲向毫无防御能力的‘高升’号，将它连同船上的1 000人送入海底。这是历史上最冷血的欺诈举动之一”。

三、 对日本威胁的忌惮

       尽管不少美国媒体借助文明话语，宣扬日本在扫除中国影响后将给朝鲜带来开化和进步，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预见到日本手段的残酷本质。前美国驻朝鲜总领事奥古斯丁·赫德（Augustine Heard）在《北美评论》上撰文回顾中日战争的起源，其中言及“毫无疑问，朝鲜人对中国怀有强烈的尊重与亲近之情，这源于中国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朝鲜的善待……与此相反，从北界到南海的所有朝鲜人都痛恨日本，这种仇恨是三个世纪前日本大举入侵朝鲜的结果……普通日本人粗鲁对待朝鲜人”。此外，他还指出“日本意在征服朝鲜，并奴役其人民”，强调“朝鲜独立是其实现进步和免受攻击的首要前提”，并表示自己写作此文的目的在于“警示我的同胞，避免他们没来由地偏向侵略者……每当涉及朝鲜问题，日本人的温和有礼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后赫德得出结论：“中国将延缓乃至打消朝鲜的发展，但倘若朝鲜落入日本手中，就只能求上帝保佑它了。”《奥马哈世界先驱报》对赫德的观点进行转述。10月9日，位于北达科他的《俾斯麦每日论坛报》报道了国务卿葛礼山就中日战争致美国驻两国使节的指示，其中包括如下话语：“美国希望日方尊重朝鲜的独立与主权，现对你指示如下：应向东京政府表明，倘若日本向她虚弱无助的邻居进行不义之战，美国总统将非常失望。”1895年5月8日，报道了旅顺大屠杀的记者詹姆斯·克里尔曼（James Creelman）在俄亥俄州的玛丽埃塔对公众表示，俄国迫使日本放弃在中国大陆占领的港口“将对文明世界是一大福音，这意味着朝鲜将实现绝对的独立”。

       其他美国社会人士则意识到日本的野心不仅限于朝鲜，而是企图将势力范围扩展至中国沿海地区。早在7月底的一次圆桌茶话会上，前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John Russell Young）与曾前往中国进行铁路规划测绘的詹姆斯·H. 威尔逊（James H. Wilson）畅谈中日战争的可能走向，席间便论及日本的野心：“一场旨在扩张领土的战争将广受欢迎……朝鲜只是日本计划的开端，他们意在彻底控制亚洲东岸。”随着日本将战事扩大到中国本土，其扩张本质更显露无遗。位于华盛顿州的《阿伯丁每日新闻报》以《征服之战》为题，援引一位不具名的曾驻中国的美国外交官的观点，称日本意在将中国一分为三，“众所周知，日本酝酿该计划已有八九年之久。现在当然不应将中日战争视为实现朝鲜独立之战，因为该目标业已达成。现在中日战争已经发展成为征服之战”。11月8日位于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时代先驱报》报道日本向清朝索要台湾岛，其标题为《日本想要整个地球》，贬损之意不言自明。四天后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皮卡优恩时报》探讨中日战争对美日关系的可能影响，点出“无论中国的命运如何，西方世界不能无视这一事实，即太平洋将被地球上少有的数个陆地和海洋强国之一统治，而该强国是个亚洲国家”。该文章进一步指出，无论如何，中国无法跨过海洋进攻西方国家，因此它们可以制订排华法案，但“从现在开始，倘若如此轻慢日本，必将受到惩罚”。由此可见，早在1907年美日就移民问题达成“君子协定”十多年前，便有美国人预见到日本的崛起将给本国制订移民法规带来的挑战。11月29日，在引述英国有关旅顺之战的报道时，《老实人报》也以《新动机：东方冲突不再事关朝鲜改革，现在是一场征服之战》为标题。1895年1月12日，《俄勒冈晨报》以《雾都孤儿日本：东方男孩越发饥饿》为标题，援引英国《旗报》对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的报道。此处借用家喻户晓的狄更斯同名小说，既讽刺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尚未发展成熟，也表现日本在胜利面前的堕落与贪婪。10月1日，在接受《纽约先驱报》采访时，马吉芬直称日本是“贪婪的猪”，并点明“若非俄国干涉，日本将想得到整个地球”。

      部分美国媒体怀疑，除意图染指中国大陆外，日本还对其他地区怀有领土野心。12月6日，《波士顿日报》描述了两名从中国和日本启程到达纽约的客轮船长对两国的观察，其中一人言及他询问一位日本乘客该国的战后打算，对方的回答是“南方有一个盛产黄金的地区（意指澳大利亚），日本或许想夺占那儿”，并宣称日本不在乎英国对此的反应。1895年2月10日，《奥马哈世界先驱报》刊登了数位知名人士对中国和日本未来发展方向的看法，其中英国历史学家戈德温·史密斯（Goldwin Smith）便预计日本的发展“或许会对英国的澳大利亚殖民地及美国的太平洋沿岸造成威胁”。一周后，《皮卡尤恩时报》也转载了同一报道。两个多月后的一篇新闻报道则称“毫无疑问，只要有机会在东印度群岛上建立一个登陆点，一个加煤站，以及稍后建起一座堡垒，日本巡洋舰和最近在中国战场上赢得荣耀的顽强小个子士兵便会出现在那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夏威夷逐渐成为美国媒体公认的日本下一步扩张的方向。以白人农场主为核心的群体于1893年推翻了试图重塑君主权力的吕留奥卡拉尼女王后，便一直试图将夏威夷正式并入美国。然而克利夫兰总统在葛礼山支持下撤回了兼并条约，这使得夏威夷的主权归属在当时还悬而未决。在此情况下，夏威夷岛上不断增加的日本移民以及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都成为该国可能染指夏威夷的证据，为支持美国兼并夏威夷者所大肆渲染。正如一篇1895年4月19日的新闻报道所言：“日本店主越来越成为有力的竞争者，他们有着比白人更低的生活水准，所以能够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商品。日本人挤占白人空间的威胁日益增强……这些来自日本的压力使得公众开始聚焦该国的海陆军实力给夏威夷构成的威胁……这里的2.5万名日裔居民及其领袖越来越对他们无权参与公共事务的现状感到不满……日本随时可以派遣一支强有力的舰队来贯彻这一要求。”三天后，《特伦顿时报》的短评也指出：“日本在对华战争中取得如此成功，以至于她正在寻找新的可征服的土地。据说她对夏威夷有所图，那里的成年日裔居民对当地居民有着二比一的数量优势。”近两个月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的《晚间新闻报》短评也认为，“除非下届美国政府控制夏威夷，否则日本便将捷足先登。这些东方棕色人种在对华战争中展现出的技艺将使得美国对他们在太平洋取得立足之地充满警惕”。关于日本企图染指夏威夷的流言是如此之广，以至于亲日的《纽约先驱报》感到有必要采访夏威夷驻日公使罗伯特·沃克·欧文（Robert Walker Irwin），以正视听。

      除揭示出日本可能的领土野心外，中日战争尤其给美国海军敲响了警钟。早在8月12日，位于佐治亚州的《萨凡纳电讯报》便历数战争暴露出的美国海军在远东缺乏有效力量的现状：“即使把整个位于白令海的舰队派往东方，除‘约克城’号外，那也只不过是些缓慢、老旧、缺乏防护的船只，与日本或中国舰队相比，弱得可怜……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海军都能轻松解决掉三艘巡洋舰和一艘炮舰。”1895年4月14日，《纽约先驱报》指出：“截至目前，中日战争的主要教训便是发现日本人是一流的海上战士。在中国外的其他国家或许也会发现日本舰队是极难对付的。”1895年美国海军部年度报告也承认，日本继续向英国采购军舰，加上它俘虏自中国的军舰，“将使日本成为世界上的主要海军强国之一”。美国参议院就1895年度海军拨款展开辩论时，来自特拉华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安东尼·希金斯（Anthony Higgins）便援引甲午战争来论证扩展美国海军的重要性：“在日本面前，中国如纸牌般轰然倒下……与任何可能攻击我们的列强相比，我们的舰队不值一提，必然如同中国般无助。”

      美国媒体还认为，除军事实力外，日本在制造业方面的潜能也将给西方社会带来威胁。早在12月20日，位于芝加哥的《内陆日报》便指出：“它的制造业将消除西方工业和商业在亚洲的影响。”1895年2月19日，《皮卡尤恩时报》也追问：“既然禁止中国和日本移民前来美国符合宪法，那我们又该如何处理这些廉价的东方劳力所生产的产品呢？”3月11日，《波士顿日报》也指出，日本在战争中的胜利意味着“欧洲和美国必须面对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商业竞争者”，因为日本完全有能力“将军事行动中完美展现出来的技术、能量和胆识更好地运用到贸易和制造业中”。7月4日，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尔克斯—巴里时报》引述曾写作《亚洲之光》的英国埃德温·阿诺德（Edwin Arnold）爵士对日本未来的看法，称“日本对中国的胜利将使一些英国和美国的产业为自身的未来颤抖。看起来，从今往后，廉价劳动力……将与昂贵劳动力展开竞争……没有国家能用关税保护自身免受日本即将展开的攻击，就好比它们无法用枪炮和堡垒抵御流感的侵袭”。通过将来自日本的制造业竞争比作病毒，阿诺德爵士意在传达其威胁性和破坏性。

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文明”话语并未完全统摄美国媒体对中日甲午战争的报道。不少美国报纸认可朝鲜与中国间的宗藩关系，进而视日本为侵略国，并且预计中国将在战争中获胜。此外，它们也集中报道日军的战争暴行，尤其是击沉“高升”号事件和旅顺大屠杀，并将其与印第安人和奥斯曼土耳其屠杀亚美尼亚人的行为相类比，以期表明日本的野蛮性。最后，它们也意识到日本在朝鲜统治的残酷本质，日本对中国大陆乃至太平洋岛屿的扩张野心，日本军事实力的增强，以及日本制造业的迅猛发展，这些都必然对美国的利益和安全构成威胁。

       美国媒体对日本军事实力和扩张野心的担心在1897年两国围绕移民问题的争端中爆发。1897年2月起，夏威夷海关官员多次拒绝日本移民上岸。几份美国报纸谴责日本派遣移民前往夏威夷，其中部分人是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的老兵。这种怀疑是如此之广，以至于《纽约先驱报》发行人詹姆斯·戈登·巴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t）也专门就此事撰文，表达对日本移民大量涌入夏威夷，进而影响美国兼并该群岛后移民政策的担心。此外，它们还转载《日本论坛报》对此事的评论，以显示日本的威胁和傲慢：“夏威夷岛上有约2.5万名日裔居民，假设其中1.8万人是男性，这些人都曾在军中服役，与士兵无异……日本有着庞大的商船队，可充当运输船……又有舰队为后盾……美国无法将一兵一卒送上夏威夷。（倘若尝试）这些人将面临和甲午战争中‘高升’号上中国人一样的命运。”除了对“高升”号事件的记忆外，日本政府在此危机中的决定或许也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保护日本侨民和运送使节为名，前往夏威夷的日本军舰正是当年击沉“高升”号的“浪速”号巡洋舰。由此可见，早在日本于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前，便有美国媒体意识到了日本军事实力和移民问题可能对本国构成的威胁。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春季号，作者许翔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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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殷开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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